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在京发布《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以下简称《预测》），《预测》涉及社会发展、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治安、反腐倡廉等民生和社会问题，其中分析提出的社会发展和建设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社会稳定存在风险

　　《预测》指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社会就业领域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显现，对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一是受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下降和短时间失业人口大幅上升的影响，就业困境将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中国出现了近年来从未有过的企业用工需求下滑的情况，一半企业存在岗位流失，新增就业岗位与流失岗位相抵出现负增长。此外，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制造业同时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行业，影响最大的“长三角”、“珠三角”同时又是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就业的重要区域。这两方面因素的叠加，将使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引发更大范围的“失业潮”。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将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层面，并与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冲突产生一定程度的“共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二是失业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贫富分化、激化阶层对立。按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统计推算，处于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约占人口总数的60%。目前这一群体还有进一步发展、扩大的趋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群体中，这种状态将强化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并给各种消极、极端思想和社会冲突意识提供滋长蔓延的空间。

　　三是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可能成为新的社会边缘群体，并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目前我国主要吸纳社会就业的制造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吸纳就业的岗位所需受教育程度不高，对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受欧美经济下滑、国外就业市场萎缩的影响，大量高端人才回国寻找工作，使得大学生群体本来就十分狭窄的就业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大学生群体对分配不公、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容易形成统一的群体意识和价值判断，且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脆弱，一旦遭遇就业困境，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巨大反差，就会感到心理受挫，且容易使他们向其他社会对象转嫁、宣泄不满情绪，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收入分配问题多 困局亟待破解

　　《预测》认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特别是对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秩序的新措施。尽管如此，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们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在要素分配过程中，劳动收入比例过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导致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比例不断下降。劳动收入比例过低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劳动收入比例过低就会导致劳动力获得的收入过低，这样就会拉大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劳动者获得的收入较少，导致劳动者的消费不足，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引发连锁反应。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过大。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那么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目前的状况还要严重。城乡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剧本已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之间的割裂，不利于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另一方面，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阻碍了农业发展，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

　　再其次，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而城镇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所反映的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后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广大中西部地区占我国领土面积的大多数，他们容纳了我国很多人口。如果广大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那么人们的收入增长就会受到极大限制，生活水平也就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再者，如果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那么其消费水平也就相对较低，这就限制了内需的扩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最后，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中有一部分是由于行业差别所造成的合理收入差距。然而，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垄断所造成，这一部分就属于不合理的行业间收入差距。行业间过大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它将过多的人力资源集中到垄断行业，窒息了经济发展活力。

　　群体事件影响广 环保引发事件多

　　《预测》分析表明，2009年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仍然呈现数量增多的态势，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如2009年6月17日发生的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7月24日发生的吉林通钢群体性事件、10月12日发生的山西吕梁煤矿群体性事件，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事件有的属于侵害职工和群众利益造成的“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有的属于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造成的“无直接利益群体性事件”。多数群体性事件的诉求以民生和经济利益居多，如提升劳动福利待遇、提高移民补偿标准、抗议企业污染环境、追究医疗责任并追索补偿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对抗程度总体上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爆发了几起引起广泛关注的环保事件。据环保部门的分析，在21世纪以来发生的全国十大环保事件中，发生在2009年的竟有6起之多。此外，2009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还呈现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越来越多地以“集体散步”、“集体购物”、“集体喝茶”、“集体休息”等形式来表示抗议和反映诉求。

　　监督制约机制不力 腐败案件易发多发

　　《预测》认为，目前公权划分及职权配置远未科学合理地到位，加上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从而导致某些机关、部门、行业和系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大案要案居高不下。

　　一是某些“清水衙门”水不清。如教育、卫生、殡葬等部门曾一向被公认为“清水衙门”，而这些部门获得经济创收权能之后，广大群众一度深感“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死不起人”。高校原本是一块净土，但在监督体制依旧的状况下，他们获得诸如自主招生、办班办学等实权，因此在创办二级学院、集中采购教材、自主招生和录取新生、后勤服务、财务及科研费管理、校企监管、基建工程（改、扩、重建和新建等）建设的招标等诸多环节，无不存在权力监督缺失和灰色空间。近年来，高校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一些大学屡屡曝出腐败案件。

　　二是有的部门和行业监管乏力。例如，为了强化中央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在改革中对一些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即人、财、物、业务垂直到上级主管部门而非本级政府管理）。垂直管理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强化了在执法监管中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但随着垂直管理部门比例的上升，在资源配置尚未形成有效市场竞争机制的条件下，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垂直管理部门及垄断性的行业和系统的权力不断强化而监督日益弱化。近年来不断曝出行业腐败、福利腐败和集体腐败的现象，窝案串案群体性案件频发。

　　三是少数机构和利益集团与民争利。改革的深化必然导致权力重组和利益多元化，有些强势机关、部门与改革开放中壮大的一批强势利益集团之间也容易形成互惠性极强的权钱交易关系，严重扭曲公共政策，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强势权力机关、部门和单位还可以利用权力进行名目繁多的收费和办实体创收（上缴收益、管理费等）。这种“权力变现”的灰色收入加上“权钱交易”的非法收入，使少数强势权力机构拥有源源不断的预算外资金进入“小金库”，直接产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