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没能如愿进入理想的媒体，而是被青岛一份党报录用了。因为学的是新闻，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是我的梦想。但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等真正成为记者之后，才发现“记者”也并不是我全部的梦想，因为职业的束缚，还有些我想去做而没办法做的事情。所以我干了不到半年，就离职南下，转做公益慈善。

    这一切来得很突然，连我自己都没来得及想清楚，我为什么转行做公益？这个问题，也曾是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由记者转行做公益时自己问自己的话。我想我还到不了“失望”那么严重的境地。孙春龙的转行全是为了抗战老兵。而我为了什么？半年前入职该基金会时并不明确，也许是有缘，也许是冥冥注定，我一直热心于公益，加入基金会，既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又能为自己谋得一份生计，的确是双赢的事情。
    
    我进入基金会后，最开始的岗位是宣传岗，负责与捐赠者、媒体打交道，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办公室，发微博、发微信、整理宣传资料，听上去好像不重要，但事实是，很小的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影响全局。宣传岗的人，不会参与直接行动去帮助他人，有点像一名普通企业里的宣传的工作人员。但在基金会里面，它的确很重要，需要对接网友、志愿者、捐助者、媒体记者，需要记录信息、收集信息、发布信息，每一步都对基金会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时间呆在办公室，让我一度感到生活过于枯燥，还好也有些探访老兵的机会。去年7 月份，我跟着“大部队”，去湖南株洲走访抗战时期的九位老兵。抗战胜利至今已快七十年，这些还健在的老兵也到了迟暮之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老兵，走进他们的生活。我们前往了株洲攸县数个乡镇，每位老兵的家都很偏僻。乡镇的道路纵横交错，没有路名，导航也帮不了我们，只能靠一张嘴一路问一路找。好不容易见到了老兵，又出现了沟通困难，他们年过九旬，嘴里的牙没剩几颗，操着满口难懂的攸县方音，我们只好找来一些老乡帮我们做翻译。岁月已在老兵的脸上刻满了皱纹，他们曾饱受战争带来的苦难，能有如此的长寿已实属不易。然而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遭受过的苦难而善待他们，他们大多都过着物质贫乏，身边无人陪伴，无人照顾的孤独生活。我们静静地陪伴老兵细数生活的过往，他们热情地和我们讲着过去的故事，并希望我们能坐得久一些，直至我们不得不离去的那一刻，仍然紧拉着我们的手，叮嘱着常来、常来。我似乎在这份平实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用镜头记录着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坚强以及他们亟待被人关心的现状。镜头定格的不仅仅是画面，还有我的感受，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和关心这群曾为祖国献出过青春热血的老兵们。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人活着可以没有才华，可以没有作为，但要做个好人。大学的时候，我曾到汶川支教，到贫困地区免费拍摄全家福，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小孩，为敬老院的老人免费拍照。可以拿出来说的这些事，至今都无法让我忘怀，留给我的快乐是我一生的财富。在公益这条路上，我有莫名的归属感。但同时我又明白，在中国，“公益”的投入和产出是不对等的，“公益”作为事业将如何存在，等待着更多人去完善和实践它。我不确定自己会走多远，但我坚信，慈善事业会在中国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人会去探索这条路。这个社会不缺抱怨，但缺行动者；也不缺爱心，却缺少对爱心的尊重和唤醒。我曾经梦想做记者，如今改行做公益，这绝非代表我放弃了梦想，也不是逃避，而是转了个弯，找到真正的梦。